在大城市“内卷”,还是小城市“躺平”?我们该如何选|向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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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向心城市》
本书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作者综合近几年的最新学术研究和调研成果,结合大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情况,说明了城市内部的发展规律,即随着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越来越高;在“规模经济”的逻辑下,城市发展呈现出“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的规律。
这本书也同样引入“空间均衡”的概念,从“活力“宜居”“和谐”这三个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出发,论述了在国家、地区、城乡、城区郊区等层次中,应该如何顺应“向心力”所塑造的普遍规律与趋势,进行规划与选择。
在本书中,作者强调,基于城市治理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那么人口密度高,不一定是城市治理问题的根源,反而可能是解决拥堵、污染等城市问题的出路。通过展开关于向心城市体系的论述,作者试图扭转社会公众对“城市”概念的认知误区和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成见,使城市真正能够为人民需求而建、而生,真正实现 “创新之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的三位一体,并进一步释放城市的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红利。
这些内容,我想对于大家平常生活中的决策,比如说就业、置业、到哪里读书、在哪里买房,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如果你在经营一家餐馆或者咖啡馆,也有可能你是在做制造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就是企业的选址,把自己的企业开在哪里,把目标客户群布局在哪里,都跟我这本书有密切的关系。
什么是“向心城市”?作者的团队分析对比了202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而研究整个国家人口流动的方向,总结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高,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城市、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市中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方面是由于收入高了,就要消费更多服务,而服务又要面对面地进行,于是,人口密度变得更重要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成本越高,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越弱,而大量服务因为是不可运输的,无法在国家间进行贸易,所以发达国家总是比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更高。
当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人口的空间分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答案是人口会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向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这就是“向心城市”的意思。
1、“向心”趋势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甚至90%,人口仍然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伴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的。
那么从城市外围向中心城区集中怎么理解呢?作者提到了“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现象吗?
首先,逆城市化。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逆城市化”,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对一部分人群来讲,可能在人生的特定阶段,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这并不改变城市化的大趋势。
第二,有些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是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推进了工业化,比如说苏联。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扭曲”出现了反弹,城市创造的就业短暂地萎缩,城市化率略有下降,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常态。
其次,郊区化。在工业化的时期,大量就业岗位就在城市的郊区,住在郊区,反而方便。特别是在小汽车和高速公路普及的特定历史时期里,人们的出行距离得以大幅提升。在大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有一些居民会从城市的市中心搬迁到郊区来。
以美国一些城市为典型,出现了大量的家庭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搬迁,希望能住一个大房子的现象。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世界上最为有代表性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纽约、东京、伦敦等等,人口又纷纷从郊区向中心城区重新汇集。这种趋势也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初见端倪,这体现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
经济发展一定会使得这个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原来在农村里要种田,所以人必须要跟田地结合在一起,人大量聚集在农村,而且这时候的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人是跟地走的。
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人就会向城市集聚。在农业社会里的时候,人每天跟土地打交道,最多跟村里的朋友一起玩一玩、吃喝生活很简单。但到了工业化社会,人必须要在工厂里工作,跟流水线打交道,而且不同的企业之间有一个上下游的关系,那这时候,企业和企业之间会出现集聚的现象。这就解释了人从农村向城市集聚的过程。
工业化的社会结束以后,人会逐渐进入到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因为人都有一个天性,就是追求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消费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新增出来的消费会集中在哪里呢?
以前我们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大量新增的消费集中在制造业所生产出来的制造品,比如说家用电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一万美元之后,其实制造业产品在你的新增消费里所占的比重会饱和,其中尤其是那些耐用消费品。
什么是耐用消费品呢?就是汽车;家用电器;服务消费,而服务消费当中,我们都会越来越重视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和品质。
服务业特别依赖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人流,而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讲就比较容易发展起来。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容易产生比较高的消费活力。
当一个地方人口多和人口密度比较高,促使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促进服务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于提供服务业的商家就需要进行差异化的发展。商家一进行差异化竞争,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多样性。
所以,不管是从生产这一端,还是从消费这一端,人都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从缺乏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的地方,集聚到拥有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的地方,即人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城市的郊区又重新集聚到城市的中心地段。
2、能否干预
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们能不能通过行政干预来控制这种趋势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减少土地供应,让人口集聚的趋势慢下来?实际上的结果是,在人口流入的时候,如果不充分供应住房,就会带来房价持续且高速地增长。
所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来使得人口的空间布局更加平均,可以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实际生活当中,这种做法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可能来得更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郊区向中心城区来集中,尤其是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在自己五十岁之前,甚至四十岁之前的阶段,正好是处于积累工作经验和个人财富的阶段,在人生的前半段,你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接受挑战、财富积累,这时候,可能一些大城市比较适合你。
那有的朋友可能到了中年以后,想回归宁静的生活了,或者有一些大城市里的外来人口想回到老家去发展,这时候你可能会选择返回老家,回到自己熟悉的、或者压力比较小的环境中,这时候,你可能在人生的后半段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值得尊敬的,并且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要为每一个人的每一种选择创造条件。
在生产环节里面需要人口集聚,在消费环节里面当然也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见面去消费服务,并且服务需要有品质和多样性。那么为什么人口集聚会让城市产生活力。
1、分享效应
城市活力来源的第一个机制是分享。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人,或者有更多的企业,其实大家就可以分担生产的成本。
比如,工业园。如果要建一个工业园,那工业园里面需要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提供用水、用电、网络,甚至可能要配一个警察局。这些投入几乎是固定的,如果这个产业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集聚的话,这些企业所承担的公共投入的成本就会降低。
对于政府来讲,除了在局部去投资建设一个工业园,这个城市还需要基础设施的投入。
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在大城市看到更加密集的地铁和机场?因为大城市的机场航班起降的数量和频率,要远远高于一些小型的机场航班起降的频率。
这个时候,大城市的机场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航空公司和不同的航线来分摊机场的运营的成本,这就可以使得机票的价格降下来,但是小城市的机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2、 学习效应
城市活力来源的第二个机制是学习。学习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学习是在干中学。什么意思呢?就是熟能生巧,你越干越好。
第二是跟别人学。大量的创新人才集聚在一起,在工作场所相互交流,甚至下班之后一起喝杯咖啡,都是在学习。这在经济学里叫“人力资本外部性”。
就是我们在一个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里,通常也是大学生汇集的地方,你不管是在工作单位的团队里,还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邻居圈里,都会碰到更高比重的大学生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喝个咖啡,或者周末和朋友聚一聚,一起聊个天,其实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的学习和信息的交流,而这种效应是能够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的。
比如,家里有老人需要有照顾,那么需要有护工;自己不想做饭,那我们到外面去吃饭来解放自己的时间,来做更多的消费和学习。那么这种在生产和生活的环节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把它称为技能互补性。
所以实际上,当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时候,你会观察到,不只是大学生集中到大城市,其实有一些学历并不是很高的人,也在大城市里从事相关的服务业。
城市里面有大量的快递小哥、外卖员、家政服务员、餐馆里的服务员在提供生活服务,以使得我们很多朋友能够通过这些生活服务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解放我们的生产率。
3、匹配效应
只有企业和员工大量聚集在一起,才更加容易相互找到适合自己的对方,产生高效率的匹配。
比如,作者有一个经济学界的80后朋友,他的太太在美国读博士学的是气象学。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这样一对伴侣,他们各自都想找到与自己的专业匹配的工作,可能真的只能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因为这样的大城市里,你要找一个经济学家的工作比较容易,同时又能找到气象学专业的工作,也比较容易。
那么,根据匹配效应,其实男性和女性的匹配也往往在大城市更加容易一些。比如在美国有传统的所谓“常青藤学校”,在最近这些年,位于大城市的学校还发展得比较好,但是位于大农村的一些学校,发展就没有那么好了,其中最为有代表性就是康奈尔大学,为什么呢?原来大学教授的配偶往往也是大学教授,但是有可能还从事着不同的专业。
如果到康奈尔大学去找工作,可能这个大学看上老公,没看上老婆;或者看上老婆,没看上老公。于是这对科学家夫妇会做另外一个选择,他们到纽约去找工作就比较容易。比如,一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另外一个进了纽约大学,相对来讲,科学家夫妇就比较容易同时在大城市找到工作,这实际上就有利于在大城市的大学招揽到一些比较好的人才。
城市人多,有了生气,也让人生气。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人的心理,往往更加容易关注到负面的那些,比如人多了以后城市就会变得不宜居,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按照人少、人多来划分一个城市是不是宜居,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悖论,如果一些小城市很宜居,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宜居也包括人性的追求,比如说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对宜居的追求本身应该包含对经济发展的追求。
1、拥堵、污染等“城市病”
尽管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呼之欲出,人们对城市的人口增长依然心怀疑虑,常常认为城市人多会带来交通拥堵、污染、高房价等“城市病”。其中,“城市人口多,则更拥堵”是最流行的看法,但这个看法到底有多对,还是要看数据。
那么完全没有拥堵是不是一个城市的理想状态?作者认为,一个城市的交通流量是有波峰、波谷的,如果你在交通流量处在波峰的时候,连早高峰都完全没有拥堵,那就意味着在中午的时候,是有大量的资源闲置的,那为什么城市不能把这样的物理空间,用来造更多的房子和办公楼,包括公共服务的空间呢?
所以,经济学家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把拥堵治理到完全通畅并非是一个城市最合适、最优的状态。
既然拥堵在城市里总是一定程度存在,那么,相较而言,是不是人多的大城市,拥堵就比小城市格外严重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用大数据的方式去测算过一个城市的拥堵指数,我们的数据发现,平均来看,在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组别,拥堵指数大约是在1.7多一点点,而在最小的、人口最少的城市组别,其实拥堵指数也有1.6左右。换句话来讲,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只有大城市拥堵,小城市不拥堵。
总的来说,人口规模是拥堵和污染的原因之一,但是它和拥堵、污染的相关性并不高。你通过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其实并不能够有效地去治理这个城市的拥堵和污染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你应该去治理这个城市的问题,而不是去治理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其实一个城市的拥堵和污染主要跟城市的治理是相关的。比如,当一个城市面临污染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城市处在工业化的阶段,且对于环境没有相应管制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污染问题就会比较严重。
现在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使用新能源车的比重越来越提高的话,汽车尾气的排放,未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在污染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出行方式的改变,更加鼓励公共交通,通过使用清洁能源缓解污染问题;在城市的拥堵方面,就更多去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另外就是城市的规划。
2、 住房供不应求
房子供不应求,大家都想要住大房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不断地、持续地、尽最大努力地增加住房供应。
第一,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增加城市的建设用地。
第二,增加住房用地的供应。传统上来讲,我们的地方政府比较倾向于把建设用地用来造工业园和写字楼,其实一个城市是可以增加一些住房用地的供应的,我们国家的城市,如果去跟发达国家城市比较,城市里面的工业用地占比是明显偏高的。
第三,就是住房用地里可以适当放松点容积率,就是把楼稍微造得高一点。
第四就是住宅的密度。
第五政府还是要充分地供应廉租房和公租房,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并且要把覆盖面扩展到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在以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大城市,大量岗位在市中心,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供应不能离中心城区太远,如果是在城市外围,要靠近轨道交通线。
当然这种供给的措施,只能让住房紧张、房价和房租上涨的趋势得到缓解,但是并不等于能让大城市的房价回到在中小城市的水平。大城市的房价高,因为大城市提供了很多见面的场景,包括消费和一些公共空间。
所以你的房价和房租里已经包含了享受这些空间的价格。如果你在家里面做“宅男”,每天在家里睡懒觉,不去跟朋友见面,甚至不到一些城市公共空间里去活动,你就亏了。
总的来说,城市的拥堵问题是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及其空间分布紧密相关的。城市规模扩大,其带来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好处,但这件事情是有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房价,代价之二就是拥堵。在城市面对面交流的好处、房价和拥堵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最优组合。
如果要在三个维度上同时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并且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就只能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缓解拥堵。
造地铁、加强对于交通违章的管理、像新加坡那样对中心城区的车辆征收拥堵费,这些都可以在改善拥堵的同时,不影响城市竞争力和生活成本,而且可以释放城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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